几十年来，我对那只猫的死耿耿于怀。

《孬猫》里的老孬儿活下来了。孬与不孬，无用还是有用，这是人的法则。当无用和有用成为评判事物的唯一标准，我们的认知注定狭窄而荒谬。

不捉老鼠的猫就是孬猫吗？

孬猫就不能活吗？

这两个问题听起来有点孩子气，但一点都不小，它关乎人的良知和人类的文明。墩墩的追问，是他对成人世界法则从混沌盲从到自我觉醒的历程。墩墩的反抗之于孬猫、他自己，还有水水这群孩子，无疑都是有价值的。群体从“欺负”到“救助”，再到“期待”的转变，是《孬猫》里少年们最大的成长。

如果我们把延河村少年的群体行为，看成是一场“欺凌事件”，那么这场“欺凌”中的“孬猫效应”，值得我们深思。“受欺凌者”的“孬”和水水们作为“欺凌者”的“霸”，看似是“欺凌事件”的全部，其实延河村的所有人都是参与者。“打死它”最先是大人们喊出来的，也最先付诸于行动，然后才是孩子们紧随其后的参与。

少年世界的秩序不是生而就有的，少年的世界和秩序，是对成人世界的模仿。所谓童年性，并不是孤立存在的，只有将童年性放到人性的基本面上去审视，这样的成长书写才更贴近于成长的真实和本质。这样说来，《孬猫》也是一部成长小说，它更接近成长的真相。

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，这句话的另一种表达便是每个人都是有缺陷的。若缺陷就是“孬”，那么，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只孬猫。善待孬猫，就是善待自己。这是《孬猫》给所有人善意的提醒。尤其对欺凌者来说，重建认知意义重大。

小说中灭鼠用猫好还是鼠药好，这是延河村人争论不休的话题。它包含着传统与现代的隐喻。养猫不用鼠药，老鼠没见多，用药不养猫没见老鼠少，而猫却是没有了。

谁也无法拒绝现代文明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必须消亡。高铁的快捷，牛车的悠闲，各有各的惬意。乡愁还是要有的，这无关物质丰寡，当猫的叫声在延河村消失，人们发现了养猫不光是捉鼠那么简单。猫和鸡鸭鹅狗，和山峦，和村口的一棵树一起，都是乡村风景，它们同属乡愁的一部分。

延河村对“无用与有用”的重新发现，是对源远流长的古老生活的回溯，是对万物共存于世的古老智慧的认同。人类不可能独存于世界上，需要山川河流，需要树木花草，需要猫和狗，需要鸡鸭鹅，需要一种又一种生命的陪伴和抚慰。在时间的长河里，多少事物无声的消逝了。老孬儿的存在，给了延河村一个机会。这是老孬儿的运气，更是乡村人的运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