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毕飞宇:我天生就该写小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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毕飞宇:我天生就该写小说

作家毕飞宇近日携新书《苏北少年“堂吉诃德”》作客首图讲坛,与读者畅谈成长故事和创作之路。该书是毕飞宇首部非虚构作品,讲述了作者在江苏北部一个农村的童年生活,“红领巾泳裤”、“奶奶的蚕豆”等情节感人至深,情感与记忆交织,庄重与诙谐兼具,可以说,这是一部毕飞宇的成长叙事,也是一个时代的童年“老照片”。

    “大地是我们的玩具”

    作为上个世纪60年代出生的那一代人,他在文革中度过了童年和少年。他说自己出生和童年成长的地方并非兴化,不知道自己的故乡,也不知道自己姓什么。小时候随父母的脚步变迁,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,度过一段又一段没有根的漂泊生活。他形容早年的自己是“一个黑色的、皮包骨头的、壮怀激烈的少年”,是一个“年少的、远东的‘堂吉诃德’”。

    在书中,他讲述了自己小时候的衣食住行、玩过的东西、身边的动物,以及村子里的手艺人和乡亲们。当然,还有大地,他把大地描绘得极富色彩,毕飞宇解释说,后来之所以走上写作这条路,所有的一切就是会玩。我们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生活在那片土地上,土地对我们来讲,就是我们的玩具。“其实生活就是这样,无论多么苦难、多么不容易,对一个孩子来讲,或者说对一个新的生命来讲,他永远都能从蓝天、大地、流水,乃至于蚊子嗡嗡叫的声音中,获得特定阶段的乐趣,生活的意义就在这儿。一方面他拥有无穷无尽的苦难,但是即便在苦难里面,你的生命里面最饱满的那个触角都能从这些苦难里感受到一些。”所以,在毕飞宇看来:“如果你的启蒙老师是大自然,你的一生都将幸运。”

    “我不愿做苦难的言说者”

    对于这部非虚构作品,毕飞宇坦言:“在我的写作生涯里面,这本书是我情感消耗最大的一本书。我在写作的时候始终给自己一个要求,力求这本书让人看完以后不流泪。我是1964年出生的人,一个右派的儿子,从小在非常贫困的环境下长大的一个人,今天拥有了写作的能力,我担心写出一本特别苦难的书,我不愿意这样。”

    因为父母是教师,在当时的村庄里,自己家的物质条件是最好的。“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今天利用这样一个机会,成了一个苦难的言说者,其实我是不配的。我本人并没有经历那么多的苦难,所以我一定要控制。“可是我无论怎么控制自己,在很多时候,在回忆过去的时候,还是会一次又一次流泪,流到平静了再继续写。如果有一天老师们或者同学们拿到这本书的时候,看到了一个书写的毕飞宇、成熟的毕飞宇,我特别高兴。如果有一天有人说看到了一个抒情的毕飞宇或者苦难的毕飞宇,我觉得那是我自己的内心作秀给自己看,那样不好。”

    “这本书其实是一个命题写作”

    每个人童年都有捉蜻蜓的举动,在书中毕飞宇对蜻蜓有出神入化的描写。小荷才露尖尖角,早有什么立上头?答案只有一个,蜻蜓,蜻蜓那种轻盈的、初生的、娇嫩的、似有若无的体重和这个世界构成一种绝配。毕飞宇认为,重可以抵达一种伟大,轻也可以抵达一种伟大。他举例说,一个中年话剧演员走上台的时候,给人感觉特别厚重、特别有能量,他是可以震撼人的。“可是你别忘了,芭蕾舞演员的轻盈也很震撼人。为了展示轻盈,那些演员在台下要忍受千辛万苦的重。”

    作为上海九久读书人策划、明天出版社出版的“我们小时候”丛书中的一本,毕飞宇的《苏北少年“堂吉诃德”》是一个“命题写作”。他在写作时就知道,读者是孩子们,所以在篇幅上,毕飞宇把每篇文章的阅读时间控制在15分钟内。“如果是用一万字的篇幅,很可能在逻辑性方面会增强、说理性方面会增加,但是趣味性会降低。”他希望孩子们通过这本书能长点知识,能在这个信息化时代,知道原来上一辈人的童年是怎样的。

毕飞宇笑称:“我多次说我天生就该写小说,许多人不知道,以为我说的是狂话或者打趣,其实真的不是这样。我不知道自己的故乡、也不知道自己姓什么,在我的生命史上同时具备这两件事的人极少。一旦一个人同时具备这两样东西,他只能成为作家或者诗人,所以,老天爷把我送到这个世界上来,就是写小说的。”

(摘自2013129《中国教育报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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